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About 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Publisher

午后读书会

Category

health & fitness · history · society & culture

Language

zh

Explicit

No

First episode

16 Apr 2020

Latest episode

1 May 2020

Latest episodes

10 episodes in the feed.

1. 

   1 May 2020

   红薯如何传入我国？《甘薯的来历》 -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前天《北京日报》刊登了科学小品一则，题目是《漫话白薯》（按：此文见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第三版）。文中对于史料的介绍，有重要的差错。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那篇科学小品写道：“据说，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福建省因受飓风灾害，致成饥荒。该省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到菲律宾，搜求能救济饥荒的食用作物。看到当地白薯产量高，容易栽培，……该地的殖民政府严禁秧苗出口，乃用巧计，……运回中国。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纪元一五九四年的事情。”作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那个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去做的，又说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二年。这些显然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北京人说的“白薯”，在植物学上正式的名称是甘薯。它传入我国的历史，过去没有确切的记载，以致传闻与事实多有出入。但是，近来从福建发现了《金薯传习录》一书，真相为之大白。原来最初把甘薯种传到我国的是福建的一个华侨，名叫陈振龙，时间是在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五月下旬。 从这一部传习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县人，常到吕宋经商。他发现吕宋出产的甘薯产量最高，而统治吕宋的西班牙当局却严禁甘薯外传。于是他就耐心地向当地农民学习种植的方法，并且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在海上航行七昼夜，终于把甘薯种带回福州。他的儿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递禀，请求帮助推广，金学曾却要他父子自行种植，没有加以推广。陈氏父子就在福州近郊的纱帽池旁边空地上种植甘薯，收获甚大。第二年适值福建大旱歉收，金学曾才下令推广种植甘薯，以便渡荒。事后金学曾却大吹大擂，要地方官绅出面为他立功德碑，并将甘薯取名为“金薯”，反而把陈振龙父子丢在一边，根本不提。 后来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种植甘薯，仍然是陈氏子孙努力推广的结果。陈振龙的裔孙陈世元曾联络几个同伴，到达山东的古镇，试种甘薯，成效卓著。后来他又在胶州潍县等地传播种植甘薯的经验，并且派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到河南的朱仙镇等地推广试种，最后到了北京郊外试种，效果都很好。南北各地的农民们逐渐对甘薯的好处有了认识，甘薯的种植才逐渐普遍了。 现在福建省立图书馆收藏着《金薯传习录》的一部完好的本子。这部书刊印于清代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一七六八年，由福州南台小桥“升尺堂书坊”刊行，分为上下两卷。此后又过了十八个年头，到了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一七八六年，清朝政府才明令推广种植甘薯。可惜这部书又长期被农学家所忽视，没有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对于各种农业技术书籍都很重视，对这部书也应该重新予以出版，供给我国各地农业技术工作者们作为参考，以便进一步总结甘薯在我国各地的生产和用途等各方面丰富的经验。 在我们北京郊区，甘薯的产量虽然也很大，但是，人们对于它的食用方法还 知道得不多。一般城乡居民只会蒸、煮、烤等吃法，很少象擦萝卜丝一样把甘薯擦成细丝，然后晒干贮藏起来，随时用它做饭吃；同时也很少象做柿子饼一样把甘薯晒成饼子，可以保存很久，吃起来又特别香甜可口。 虽然人们也知道甘薯在工业上用途很广，全身没有废物，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它在药物学上还 有许多用处。据《金薯传习录》所载，它有六种药用价值：一可以治痢疾和下血症，二可以治酒积热泻，三可以治湿热和黄疸病，四可以治遗精和白浊淋毒，五可以治血虚和月经失调，六可以治小儿疳积。 这里有几种用处是其他薯类所没有的。 我国古代本来也有一些薯类作物，但是都没有甘薯这样高产和这样多的用途。《山海经》的《北山经》就有如下的记载：“景山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薯藇。”晋代郭璞注云：“根似羊蹄可食，今江南单呼为薯。”《本草纲目》上也写着：“薯藇，薯蓣也，一名山芋。” 这些都证明，薯类在我国本来有好多种。我们的祖先对于薯类作物并非全无所知。不过，甘薯从南洋群岛传来以后，我国人民又掌握了一种薯类的优良品种；而甘薯也变成越来越能够适应于我国土壤和气候的好作物了。

2. 

   1 May 2020

   “马后炮”的本来意义：《马后炮》-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现时爱下象棋的人很多，象棋中的用语也就往往变成人们日常的口头用语了。“马后炮”便是属于这种日常的口头用语之一。有几位读者来信问道：马后炮怎么会变成了口头语呢？马后炮的原意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说的马后炮与它的原意是相符的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人们口头上常说的马后炮，到底尽包括些什么意思呢？我没有进行普遍的调查，似乎也不需要甚至不可能对这一类问题进行普遍的调查，因此要想对以上问题，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还 有困难。但是，大体说来，人们日常所谓马后炮，主要是指的人们主观认识和行动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某些情况。 当某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是过了许久才采取一些措施，那么，照一般人的口头语，这就叫做马后炮。如果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等等，也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那就更要被批评为马后炮了。这就可见，马后炮在一般人的口头语中，总是带着消极的涵义。这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了。 然而，马后炮原来的意思是否果真如此，却还需要再做一番查考。从何处去查考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历史上象棋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晚，起先人们只下围棋，而不下象棋。据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载：“奕，围棋也。”这就可见围棋出现的时间最早，所以凡是下棋都指的围棋。又据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把围棋说成是尧舜所创造，这当然是荒唐的；但是，张华此书至少可以证明围棋在晋代以前就出现了。其他类似这样的说法还 很多。周秦诸子及《山海经》上也都有关于奕棋的记载，大概围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很流行，当无疑义。 不过，围棋只有黑白之分，无法运用什么马后炮之类的战法。马后炮只能用于象棋，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而象棋的出现，据汉代刘向的《说苑》所载，也在战国时代。这是否可信还 待考。至于有人说象棋也是创始于舜，那是杜撰。还 是刘向说的创于战国时代较有可能性，他说：“雍门周谓孟尝君曰：足下燕居斗象棋，亦斗战之事乎？”又说：“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照这个说法，战国时代已经有了象棋。不过，当时的象棋究竟是什么样子就不得而知了。 根据多数古籍的记载，象棋被公认为北周武帝所创。如明代的杨慎、胡文焕、谢肇淛等人都抱这样的看法。而且北周庚信有《象戏赋》《进象经赋表》两篇作品可以作证。所谓象戏指的就是下象棋的游戏，所谓象经乃是讲解象棋的图经。 有了象棋的以后，马后炮也就出现了。 古代的象棋当然和我们现在的象棋还 不一样。按明代胡文焕的《事物纪原》所载：“象棋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与今象棋不同。”这里虽然提到日月星辰之象，实际上什么样子还 不能确切知道。而明代上距北周，历时太久，传述也未必可靠。倒是宋代司马光的《古局象棋图》颇有参考的价值。此图以战国七雄并峙之局，列为象戏。七国各有一主将、一偏将、一裨将、一行人、一炮、一弓、一弩、二刀、四剑、四骑。这就是说，一盘棋分七个部分，代表七国，下棋的人可以七个，也可以六个、五个、四个、三个、采取合纵连横的方法；每一国有十七个棋子，其中四骑等于四个马，但是只有一个炮。这个炮的行动规律与现在象棋中的炮差不多。图中说明： “一炮，直行无远近，前隔一棋乃可击物；前无所隔，及隔两棋以上，则不可击。” 这个规定显然与现在象棋中的炮基本相同。至于马的行动规律，图中又说明： “四骑，曲行四路，谓直一斜三。” 不难设想，有四个马，可以曲行四路，那末，尽管只有一个炮，而马后炮的出现机会一定要比在今日的象棋中更多一些。因此，我们无妨下一个断语，就是说：马后炮是随着古象棋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 但是，在古象棋中出现的马后炮，是很厉害的一着，它往往可以“将死”对方，正如现在象棋中的马后炮也常常是能致对方于死地的绝招一样。这么看来，马后炮原来的涵义是积极的，根本不同于现时人们口头所说的马后炮的那种消极的涵义。 从积极的涵义转为消极的涵义，这个变化太大了。然而，这类事情却也是常有的，岂只马后炮而已哉？

3. 

   30 Apr 2020

   《黄金和宝剑的骗局》 -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古来的骗子真不少，他们设下了许多骗局，叫别人上当；而受骗的人大概都有种种弱点，给了骗子以可乘之隙，否则他们纵然有布置周密的大骗局，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因此，研究一下历来著名的骗局，分析骗子施展的各种伎俩和受骗的人所以会上当的原因，我想这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警惕性吧。 但是，骗子的故事在历代的笔记中连篇累牍，随手可得，从何谈起呢？我想找一部比较正经的有价值的笔记来看看。于是我选了《唐国史补》。这部书的作者李肇是九世纪初期的人，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当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参与了李唐封建政府的机密大事。他写的这一部书从来被人认为是唐宋小说笔记中最严正的，对于每件事情的记载都有可靠的事实做根据。从这部书上，我发现了黄金和宝剑的骗局，很有意思。 故事发生在唐代的伊阙，即今之河南洛阳龙门附近，有一家姓薛的，祖上做过大官，是个富翁。忽然来了一个道士到他家里要喝一杯茶，说是走路口渴了，谈吐之间流露出一种高雅脱俗的风度，姓薛的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个道士看到谈话十分投机，就顺口问道： “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 “某之良田也。”姓薛的回答。 于是道士请求屏退左右，然后密语道： “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 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姓薛的。道士看看已经入港了，又进一步说道：“然若无术以制之，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最后道士还 再三叮嘱不可漏泄。姓薛的完全被他迷住了，就忙着设坛，准备了几案、香炉、裀褥、缣素甚多。道士却要求摆“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并且规定“器皿须以中金者。”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东西呢？地下的金子还 没有拿到手，就要先拿出一批金器，这不是很容易露出破绽来吗？为了使人信而不疑，道士“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箧寓太微宫，欲以暂寄。即召人负荷而至。巨芨有四，重不可胜，缄鐍甚严”。姓薛的一看这样沉甸甸的四大箱，心中满意，就什么也不怀疑了。 到了“吉日”，道士在那五棵松树的地方，摆下法坛，请姓薛的亲临拜祝，然后“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勿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设为人窥，则祸立至。”姓薛的只得遵命回家。当时约定：“行法毕，当举火明召，可率僮仆，备畚锸来，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可是，一等就是一个通宵，根本望不见报喜的火光，姓薛的才开始有些怀疑起来。 最后发现这个骗局已经太晚了。姓薛的久候不见火光，不得已开门往外观察，也没有任何影响。跑到五棵松树下面一看，情形就大变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法坛了，而是“掷杯复器，饮食狼藉；彩缕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道士竟把全部赃物都运走了。 受骗的人终于懊丧而归，气愤愤地“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受骗的人起先妄想会得到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到头全成了泡影，反而丧头了大批财富，只剩下四大箱瓦片碎石，骗局至此全部揭穿。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代，李肇把它记录下来，目的大概是想警醒后人不要再受骗。可是唐以后的笔记小说证明，后来发生的骗局仍然层出不穷。这样看来，如果没有经过亲身的经验，那末，任何人恐怕都难免于受骗。

4. 

   26 Apr 2020

   《创作要不要灵感》-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曾经有人认为，所谓创作的灵感是唯心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灵感。这种认识对不对呢？在一切文艺创作活动中，究竟要不要灵感呢？ 应该承认，过去有许多资产阶级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确是把创作的灵感做了唯心的解释。特别是有一些解释也说了一些道理，文章也写得不坏，推理的方法也符合形式逻辑的一般要求。虽然它的前提本身往往违背事实，站不住脚，但是它所举的例证颇能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们，而且有时叙述也颇生动，因此，有不少读者常常被那些解释所欺骗。 大概有许多读者，早年都曾经读过一些谈论创作的灵感问题的文章吧。我从前就曾读过梁任公的题为《烟士坡里纯（inspiration）》的文章，当时觉得他的解释很有道理，文笔又富于情感，心中大为所动。后来慢慢地懂得了他的解释多半强词夺理，主观武断。真正要想了解灵感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决不能从唯心的观点中求得解答。那些关于灵感问题的唯心解释，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那些错误的说法，应该心里有数，懂得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它们。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完全抹杀创作的灵感。事实上，许多作家在从事创作活动的过程中，不可能是毫无灵感的。问题是要看我们对于创作的灵感，怎样认识它的实质，臬分析它的实际作用。不应该把有关灵感问题的研究，看得很神秘，也不应该害怕研究这个问题，不要躲避这个问题。难道一提起创作的灵感，就只能是唯心的概念吗？我们能不能对创作的灵感做出唯物的解释呢？ 很明显，创作的灵感无非是一切作者思维活动的高潮的产物。这是人体这个物质结构中最高级最精密的物质构造——大脑的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所产生的。因此，不但艺术家在进行形象思维的时候，要有灵感；科学家在进行论理探讨的时候，也要有灵感。当然，任何思维过程，如果非常平静，没有什么波澜，大脑的活动不紧张，甚至于没有出现兴奋状态，不能形成高潮，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灵感一般地是不会产生的。 照这样说来，灵感是人的创作思维高度集中的产物，而不是人的一切思维过程中都会出现的产物。但是，无论如何，灵感毕竟是大脑活动的产物。因此，它是物质性的。它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科学技术的研究，都有巨大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思维活动最紧张的时候，大脑才能把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反映，加以分析和综合，得出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产生了鲜明的形象，或者掌握了科学的规律。我想这就是关于灵感的唯物主义的一个浅显的解释。 在这里，有人要问：那末，我们平常说的灵机一动的思想状态，能不能算是灵感呢？当然，我们不能把偶然的灵机一动和灵感混为一谈。偶然的灵机一动往往没有经过对客观事物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综合的过程，而仅仅根据临时的某些直觉的印象做出不完全的判断。这和灵感有什么共同点呢？ 对于创作的灵感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灵感来说，只有在平日对于实际生活深入体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接受某种偶然的刺激，或者由于某些事物的启发，引起某种联想，因而触动了蕴藏已久的灵感。但是，这和偶然的灵机一动是迥然不同的啊！至于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斗酒诗百篇”之类的传说，那只能作为谈笑笔的资料罢了。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的一个故事来了。据唐代的朱景玄编的《唐朝名画录》记载：“吴道元……浪迹东洛时，明皇知其名，召入内供奉。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 金帛，一无所受，谓旻曰：闻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助挥毫。旻因墨缞，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俄顷而成，有若神助。张旭长史亦书一壁。” 这个例子说明，裴蠊将军的舞剑，对于吴道子和张旭的书画创作的灵感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这种启发作用，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创作的灵感。真正的创作灵感，只能来源于现实生活，这是毫无疑义的。

5. 

   19 Apr 2020

   《替〈宝岛游记〉更正》- 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替〈宝岛游记〉更正》 马南邨 偶然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宝岛游记》（注：1956年拍摄）。它介绍了海南岛的风光，其中出现了一个画面：在海滨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天涯”两个大字。这时候，影片解说员发出了宏亮的声音，说明这是宋朝苏东坡写。 这是可靠的吗？影片的编制人员是否确有根据做这个说明呢？我对这个说明表示怀疑。因为一眼望去，银幕上出现的“天涯”二字，完全不象苏东坡的字体。这两个字多么软弱无力啊！苏东坡的浑厚、浓郁、苍老、拙劲的笔墨特点，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不敢说对苏东坡有多少深刻的研究，尤其是同某些专家比较起来，深感自己的知识太少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以拿它作为一个例子，借以说明对于历史材料的调查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方法。 据《宋史》《苏轼传》所载，苏东坡是在宋代哲宗绍圣四年五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这一年是公元一○九八年，东坡六十二岁。按《东坡先生年谱》记载，“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过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宋史》本传还描写了东坡到儋州以后的情形说：“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居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头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当时筑屋三间，名为桄榔庵，东坡自己写了一篇铭文，其中说道：“东坡居士谪居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当时他在《寄程儒书》中也说：“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劳费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说：“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这个地点，就在现今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县那大镇附近。在东坡当年筑屋的旧址上，人们还可以看到清代所建的“东坡书院。” 从那时候起，苏东坡在儋耳住了四个年头，到他六十五岁的时候，才奉命移廉州，渡海北还，第二年就在常州逝世。前后在儋耳的四年间，东坡一直没有离开儋耳。这只要查阅一下东坡的年谱就能够知道。 年谱记载苏东坡六十二岁到儋耳的情形，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二年，据年谱载：“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九月四日游天庆观。……是年，吴子野来访先生，而先生以诗赠之，其序云：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因往西山，叩罗浮道院，宿于西堂；今岁索居儋耳。”第三年，“先生六十四岁，在儋州。……上元夜，老书生数人相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第四年，“先生六十五岁，在儋州。……五月大赦，……有诏徒廉州，向西而解。六月过琼州，作惠通泉记。遂渡海。” 这就证明，苏东坡在贬谪到儋耳以后，并没有离开儋耳到别处去活动的记录。按照当时的情况看来，被谪到哪里，就只能在哪里，未经“有司”准许，是不敢随便乱跑的。因此，如果东坡从儋耳要到海岛的最南部去，当时必有记载，可是，我们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 而且，海南岛最南部是属于古崖州地区，苏东坡的谪所则在儋州，相去还有六百多里。在《儋州志》中充满了关于苏东坡的活动记录及其诗文；而在《崖州志》中却找不到苏东坡的事迹和作品。这也可以证明苏东坡没有到过崖州，因此，崖州海滨石刻“天涯”等字迹，显然是后人所书，决不是苏东坡写的。 更重要的是，在清代重修的《崖州志》卷二舆地中有一条记载：“下马岭，城东六十里，斜峙海湾，有一径可通行人。乱石碁布，潮长即不能往来，为州治东路第二重关隘，有汛驻防。麓有巨石，高二丈，雍正年间知州程哲刻天涯二大字于上，今通名此地为天涯。”这一段文字非常清楚地说明，“天涯”二大字是清代雍正年间知州程哲写的。那末，影片《宝岛游记》的说明当然是错误的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条经验，今后凡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务必要把具体的情节反复查考得清清楚楚，千万不要道听途说，就信以为真。尤其不应该想当然地把不可靠的材料乱作宣传。

6. 

   18 Apr 2020

   《三七、山漆和田漆》- 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三七、山漆和田漆》 马南邨 很多人都喜欢中药，我也喜欢中药，因为时常闹病，慢慢地熟悉了一些中药，听到和看到不少关于中药的材料，觉得这里边有许多道理，还有待地专家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最近我对于三七感到特别的兴趣。它出产于云南等地，可以算是中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的用途正在日益扩大。它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价值，正在逐步地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现在人们所已经知道的它的药用价值，仍然极不完全。它的用途究竟有多大，真是未可限量啊！ 为什么叫做三七呢？这个名称的由来已经说不清楚了。历来流行的有三种解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盖恐不然。或云本名山漆，谓其能合金疮，如漆沾物也；此说近之。金不换贵重之称也。”看来，三七、山漆、金不换，这三个名称由来已久，而以山漆的名称为较合理。 我听到还有一种解释，说三七是指这种药要生长二十一年的意思。但是，据云南的朋友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也决非如此，这正如说左三叶、右四叶一样失于牵强。如果因左三右四而名三七，则为何不叫做三四呢？如果因为要生长二十一年而名三七，则为何不叫做念一呢？可见三七的名称确有问题。 然而，我们还 可以看到，广西也有一种土药，名叫田漆。它的形状和药性简直同山漆没有什么差异。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发，似乎三七可以肯定是由于音误而产生的一个名称，它的真名应该是山漆。而山漆和田漆应该肯定是相同的药物。这样解释就能避免关于三七的种种不合理的说法，使中医的药物命名更符合科学的要求，也更加符合于实际。 山漆和田漆的形状和特性，确实没有什么差别。《本草纲目》说它“根暴于黄黑色，团结者状略似白及，长者如老干地黄。有节，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 不过田漆的效力似乎不如山漆。因此，在中医药物学中，应该以山漆为主要的名称，而以田漆附属于山漆之下。至于三七的名称，当然可以取消不用，因为在药物学上这个名称是站不住脚的，不比口头上可以随便称呼都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医药有独特的宝藏，这从山漆的功效上又一次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首先，它是最强烈的一种补药。云南人常常用山漆燉鸡，给年老体衰的病人吃。如果年青强壮的小伙子吃上几口，就要流鼻血，全身发热。但是，它还有更大的作用，是用于止血、散血、定痛等等。李时珍说：“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效。……凡杖扑伤损，淤血淋漓者，随即烂嚼，罨之即止。青肿者即消散。若受杖时，先服一二钱，则血不冲心。杖后尤宜服之。产后服亦良。大抵此药气温、味甘微苦，乃陽明厥陰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李时珍还说明，无论吐血、血痢、妇女血崩、经水不止、产后恶血不下，以及痈肿，虎咬、蛇伤等症，都可以用山漆治愈。 不过，必须特别注意掌握用药的分量，没有经验的千万不要自作聪明随便用药，而必须请教有经验的中医，这种药用得不适当，稍稍过火，就会出乱子。这个道理好比其他事物运动的规律一样，只是表现得更加激烈，如果你掌握得正确，它对人就非常有益；如果超过了限度，就变成荒谬绝伦，立刻会致病人于死地。所谓“庸医杀人”往往如此。 这个事实可以引起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事物都有正面和反面。好和坏，利与弊，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同时存在；并且各有一定的限度。凡是超过了限度，则条件发生变化，好的可能变成坏的，有利的就可能变成有害的。至于在条件根本不适合的时候，那末，即便有最好的东西也将毫无用处，甚至无益而有害。这些就更不必说了。

7. 

   17 Apr 2020

   读书少而精：《“半部论语”》- 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半部论语”》 马南邨 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这是历来读书人的共同经验。为了突出地表明读书要少而精的道理，我想最好把宋代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子拿来作证。 大家知道，在宋代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利用兵变，取得天下，建立了宋代封建政权的时候，第一个著名的宰相便是赵普。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载：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门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本来赵普读书很少，平素又不喜欢说话，所以人们总以为他没有读书。宋代祖赵匡胤常常劝告他，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 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罗里罗索地叫做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但是，深入一步看去，赵普实际上早已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暗地里很努力学习。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在这里，他说的分明是一部《论语》，想不到人们却把他的话断章取义，变成了“半部论语”，并且历代相传，居然成了典故。 我们现在不管他说的是一部《论语》也好，是半部《论语》也好，都应该由此体会到少而精的读书方法。虽然，在赵普和其他古人的心目中，《论语》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法宝，他们只要熟读这一部书就足以应付一切了。这一点，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现在也还 是死抱住《论语》这一部书，读得烂熟，尽管也有用处，却仍然无补于实际，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我们却无妨按照我们的需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选定任何一部书，读得烂熟，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 比如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书，我们假使能够读得烂熟，那末，我们就决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又比如说，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假使能够熟读其中的一卷或半卷，那末，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就有很大的作用。同样，对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报告，我们假使反复地加以研究，用来解决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是有极大作用的。 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所谓精与博的关系，在这里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当然，精读的书多一些更好，参考书更是看得越多越好，这些都是无止境的，决不要以一部书为满足。我之所以引用“半部论语”的典故，无非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罢了。 至于在读书的时候，尤其对于必须精读的书籍，态度务须认真，精神务须集中，遇到不了解的或者不完全了解的地方，总要查问清楚，不应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如果自己选定了一部经典著作，自己又懒得读，想找便宜，假借集体学习等名义，只听别人朗诵或讲解，以代替个人专心的阅读，结果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 唐代一个节度使韩简读《论语》的故事，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都记载了这个故事。据说：“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 不要以为只有韩简才把“三十而立”，错误地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诠要是自己不专心读书，而一知半解自以为是。那就难免要做韩简第二，第三或者等而下之了。

8. 

   17 Apr 2020

   张飞岳飞真迹今何在：《由张飞的书画谈起》-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近来北京出版社印行了颜、柳、欧几种字体的《标准习字帖》。在这几本字帖的《编后》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国书法家很多，不能一一介绍。……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武将中亦不少，如张飞、岳飞等，文武兼备的将领中尤多，如颜真卿、范仲淹等。” 有的读者看见这里说到张飞，很惊奇，来信问道： “张飞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热如奔马，长坂坡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人物，怎么也会是书法家呢”会不会这是姓名的巧合呢？若不是，请把张飞的书法介绍一下，并设法让大家欣赏欣赏张飞的字迹。” 现在我就按照来信的要求，谈谈这个问题。 相传张飞不但能写字，还 会画画。而且这位被称为书法家兼画家的张飞，并非姓名巧合，他恰恰就是三国时代蜀中的大将燕人张翼德也！你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吗？然而，这个传说却很有影响，事实上也不是全无根据的。 有关张飞书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代梁陶宏影的《刀剑录》。他写道： “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后被范疆杀之，将此刀人于吴。” 一部分人解释说，这个《新亭侯刀铭》便是张飞自己写的。但是现在原物既已失传，此说也无从对证了。 此后似乎很少有人谈起张飞的书法。到了明代，出现了一部《丹铅总录》，其中另有一条关于张飞书法的记载： “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张士环诗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瞒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据三分国；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常严剑珮；人间刁斗见银钩。空余诸葛秦川表，左袒何人复为刘！” 从这一则记载看来，铭文似乎是张飞自撰自写的。可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铭文，不知道是否有哪一位朋友能够找到它的真迹或可靠的拓本。特别是四川彭水县的读者，最好就在当地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张飞写的刁斗铭。如能找到并且把它发表出来，供大家研究和欣赏，那就太好了。 另外，大约也在明代，四川流江县又发现了一个摩崖石刻。这便是所谓《张飞立马铭》，又叫做《八濛摩崖》，明代陈继儒的《太平清话》等书早有记载。这个铭文是： “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 这个铭文现在只能找到清代光绪年间的一个拓本。据清末胡升猷的题识称：“桓侯立马勒铭，相传以矛鍮石作家，在四川渠县石壁。今壁裂字毁。光绪七年六月，检家藏拓本，重钩上石。”对于这个拓本，曾经有许多人鉴定过，认为它不象是汉代的碑刻，可能是后人所造。同时，据《四川总志》所载，铭文中“军”字作“张”字，“铭”字作“名”字，与拓本又有出入。原迹是在流江县或是渠县，说法也不一致。如果四川的读者，能够到这两个地方去看看是否还 有这个摩崖石刻的残迹或古拓本，凭实物下判断，我想不难把真相弄清楚。 除了这几件相传为张飞的字迹以外，我们无妨顺便提一下张飞的画。据明代卓尔昌编的《画髓元诠》载： “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 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再也找不到张飞画的真迹了。而且光凭这一条记载似乎证据也太薄弱，不能确切证明张飞的画究竟如何。 照此看来，无论对于张飞的书或画，我们都没有理由随便就下肯定或否定的断语。我们既不能武断地说他不会写字画画，或者说他写不好画不好；也不能武断地说他就是书法家和画家。因为无论你下哪一种断语，你恐怕都拿不出可靠的证据来。但是，现在既然有人正式宣布张飞是我国古代的书法家，读者当然有理由要求发表张飞的字迹。解铃还需系铃人，恕我不能越俎代疱了。 说到这里，我愿意再提出一点，请读者注意，就是历来相传的岳飞字迹，如“还我山河”、“前后出师表”等，现在也已经证明并非岳飞的真迹。岳飞写的字根本不是那个样子，而是与“还我山河”等字迹很不相同的另一种面目。近年来上海文管会收集到的南宋拓本《风墅帖》上刊载有岳飞的信札，他的字体非常接近于苏东坡。我希望有朝一日再发现古代的拓本或图籍，其中也许很幸运地载有张飞的书画，那就谢天谢地，大家可以皆大欢喜。 这并不完全是一种幻想，因为古人和今人一样，如果敢写敢画，即便不好，也能写出和画出一点东西来。张飞是三国时代的大英雄，难道他就没有大胆写字画画的勇气不成？

9. 

   16 Apr 2020

   《贾岛的创作态度》-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唐代的贾岛。 据《旧唐书》、《全唐诗话》以及苏绛为贾岛写的墓志铭等的记载，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唐代设置的范阳郡，包括现在的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县。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然而，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 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炼意、炼句、炼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工夫。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炼意，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象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由此可见，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 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于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首诗的意思很曲折，而字句却很平易。这样就显得诗意含蓄，使读者可以反复地咀嚼它的意味。如果多用一两倍的字句，把它的意思全都写尽，读起来就反而没有意思了。在贾岛的作品中，象这样的例子太多，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举出什么例子才更好说明问题。 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韩愈非常赏识贾岛的作品。《全唐诗话》记载韩愈赠贾岛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虽然有人说这不是韩愈的诗，但是这至少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贾岛的评价。后来的人常常以“险僻”二字来评论贾岛的诗，那实在是不恰当的。 尽管人们也能举出若干证据、说明贾岛的诗对于后来的诗坛发生了不良影响。比如，宋代有所谓江湖诗派，明代有所谓竟陵诗派，以及清末同、光年间流行的诗体，一味追求奇字险句，内容贫乏，变成了形式主义。如果把这些都归罪于贾岛的影响，我以为这是不公平的。各个时代诗歌流派的优缺点，主要的应该从各该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中寻找根源，前人不能为后人担负什么责任。贾岛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肃的，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假若有人片面地和表面地模仿贾岛，以致产生了坏诗，这怎么能叫贾岛负责呢！

10. 

    16 Apr 2020

    《中医“上火”之说》-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杂文集《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1912-1966），本名邓拓。《燕山夜话》为作者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开设的杂文专栏，后汇为五集出版。 “吴先生的读书会”由【午后读书会】制作出品，本专辑为《燕山夜话》系列第二辑，继续选取《燕山夜话》中的十篇文章，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讲读，老书新读，欢迎收听。 常常听见有人说：“这几天身子不舒服，医生说是上火了。”于是吃下一两服清凉剂，很快就好了。这里所谓“上火”，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修养似乎也颇有益处。 据一部最老的中医经典《黄帝素问》的论述，“上火”的原因是“发热”，而“发热”的原因，有的由于外界的感染，如烤火等等；有的由于身体虚亏，所谓“元气损耗”的结果；有的由于气郁，如忧恐、盛怒等等所激起。《素问》中有许多名言，为一般中医所传诵。比如说：“南方生热，热生火”；又说：“阴虚生内热”。看来“是火”的原因虽然有好几种，但是外界的感染比较好治，麻烦的在于虚亏和气郁这两方面。 因此，如果有人想要讲求养生之道，最好劝他平素注意保持心平气和，就不至于出毛病。而要做到心平气和，当然与涵养工夫的深浅有关。但是，除此以外，锻炼身体、预防疾病无疑也是重要的。 那末，究竟应该怎样注意，才可以避免“上火”呢？古代有许多著名的中医，都曾教人以摄生之术。他们的方法，主要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着手，这可以叫做治本或根治的方法。其次，临时治标的方法当然也不应该放弃，不过那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 从根源上说，火既然被认为是由热而来，那就一定要防热了。金朝的名医刘完素，在他所著的《六书》中说：“诸热皆属于火。”因此，他认为要“驱火”必须“退热”。元代的名医李杲，在他所著的《十书》中也认为，“饮食劳倦”都会“损耗元气”，都会“生火”，而“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照他的看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注意饮食不可失节，寒暖不可失调，更不可喜怒无常，任性放纵。 李杲的学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他认为“火分内外虚实”。这又进一步对于上火的症状，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从现象找出原因，确定几种不同的性质。明代的著名中医张介宾，在这一方面的学说，基本上是按照李杲的著作加以发展。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区别内外之火并不困难，而要区别虚实之火却较难。但是，只要记住劳损而虚、积郁为实，这样也就大致可以区别了。当然，具体分析病情，并且对症下药进行治疗，这是医生的事情。我们只不过从卫生的知识方面大略懂得一点而已。 具体的情况是复杂的，要区别虚实也不能简单化。比如，有的人也许饮食不消化，造成积滞，但是他的身体素来衰弱，这是虚实交错的一种情况；反过来，有的人也许几天没有休息，以致过度疲劳，但是他的身体素来强壮，这又是虚实交错的另一种情况。如此等等，可以类推。 一般说来，对于自己的身体应该有基本的估计，找出一种规律，遇到上火之类的小病，自己稍稍加以调摄，自然就会痊愈，即便到边僻的地方，万一有病也不致张惶失措。如果又懂得一些医学常识，就更加心里有数了。 当然，问题是要看那已经懂得的一点医学常识是否正确。 如果不懂装懂，并且生搬硬套，那还不如不懂的好。 比如，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有一节《论治火》。他的中心思想是说：“实火宜泻，虚火宜补。”然而，这两句话只能算是一般的原则，实际运用起来，不能不发生种种变化。所以，张介宾接着又说：“虚中有实者，治宜以补为主，而不得不兼乎清；实中有虚者，治宜以清为主，而酌兼乎补。”可见，对于一切实火并非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投以清泻之剂，而对于一切虚火也决不可统统投以滋补之剂，必须处处注意虚实交错的种种情况，详细分析这些虚火或实火发生的具体情况和部位。 在这一点上，中医的科学性并不比西医为差。正如西医能够具体分析人体的某一部分有发炎的症状一样，中医也能够区分心、肝、肺、胃、脾、大肠、小肠、肾、膀胱等各部分的虚火或实火，并且能够找到黄连、栀子、石膏、黄芩、天门冬等三十几种不同的药物去治疗它们。 为了普及医学知识，最好有一些研究中医的朋友，仿照其他科学小丛书的方法，编写若干种中医常识的小册子，把人们经常见到的疾病和医疗原理，做一番通俗的解释。附载一些单方。这是我顺便提出的一项小小的建议。

Contact 吴先生的读书会之《燕山夜话》（第二辑）

Guest appearances

Does not typically book guests

Based on episode analysis; this does not confirm that the show is currently accepting guests.